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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中的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以美国、德国和以色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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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racy Adams，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Mor Mitrani，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来源：Adams, T., & Mitrani, M. (2024). Juggling identities: Identificati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practices of self-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Debat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6, No. 2, 2024, pp. 277-298. https://doi.org/10.1177/13691481231156906
导读
身份认同是国际关系（IR）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过去几十年中，大量关于身份认同研究的文献致力于理论化国家身份的社会政治角色，即国家身份认同如何影响动态政治关系和现象并同时受其影响。基于身份认同与集体记忆之间内在的联系，本文将引入集体记忆为分析和实证研究框架，用以考察“幕后（behind the scenes）”进行的活跃且具有互动性的身份建构与认同过程。
集体记忆被定义为被广泛共享的对过去的认知，在构建、再生产和争夺政治身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大量研究探讨了在集体记忆作为整合、构建和维持集体身份的基本要素下，国家如何叙述与利用国家集体记忆，尤其是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这些研究表明，国家主要通过历史类比或历史背景，去唤起历史记忆以激励和激发行动、推动外交政策并赋予其合法性。尽管集体记忆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应用仍主要局限于国家层面。国际关系文献很少涉及跨国或跨文化的集体记忆，以及在国际、区域和全球层面通过集体互动而整合的共享或平行记忆形式。针对这一空白，本文将引入集体记忆为分析框架，用以探讨国家在多边环境中如何在不同的身份认同过程中游刃有余。具体而言，我们分析了三个不同国家——美国、以色列和德国是如何通过多种“我们”的集体身份认同以及与多个“他者”的对比来识别并相应呈现自身形象。
分析框架
在社会学和心理社会学的框架下，身份的概念通常在社会类别之间相互关系以及角色与对立角色之间关系的视角下探讨。研究表明，身份认同过程中常出现来自群体内部认同过程和群体间竞争的潜在冲突。在国际关系领域，建构主义理论突出了身份认同的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世界政治作为一个社会领域具有关键意义，特别是对于将国家视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这一观点至关重要。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研究重点关注在国家身份如何一方面塑造和影响国家行为及行动，另一方面如何影响包括规范和实践在内对国际社会结构，此外关注了国家身份如何影响动态的政治关系和现象并受其影响。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明确地关注于理论化和研究国家实现、表达及重塑自我意识的背景过程（即身份认同的过程）。
基于符号互动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国际关系建构主义者普遍认为，“自我是始终不确定和不完整的”，且这种自我往往通过与“他者”认同或对立来实现并表达。因此，与其他类型的身份类似，国家身份本质上是动态的。不仅因为它需要持续地再生产和重构建，还因为它通过多种社会类别并借助多样且有时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过程而生动呈现。根据社会身份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集体身份的形成通过“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动态来实现。这一身份认同过程的核心在于“自我与多个他者建立的关系和依赖”。尽管社会身份认同这一概念越来越频繁地被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已有研究仍缺乏对核心问题的具体讨论，即界定一个国家进行社会身份认同的所对立的“他者”。
身份认同过程的核心是不断尝试划定“我们是谁”的集体界限。从国家身份的视角来看，答案自然地指向民族，因而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的概念常被互换使用。然而，民族身份，即基于国家独特的传记性叙述（biographical narrative）并由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构成的自我意识，仅仅是国家身份的一个（尽管是关键的）社会类别。在国际舞台上，国家通常通过多种“我们”来识别，定位并分类自身，同时在国际领域与多个“他者”对立。特别是在多边组织中，国家往往通过公开描绘自己为合法且合规的国际秩序参与者，避免将自己呈现为一个排他和独立的实体，而采用更加包容的身份认同方式，公开接受并呼应区域性、国际性甚至全球性的集体身份 。
本文通过集体记忆作为框架，探讨国家如何在自我呈现中权衡多种“我们”身份作为国家身份的关键组成部分，记忆被各种记忆施动者用来赋予历史和当前事件以意义。政治领导人通过政治手段利用集体记忆，既解释当下又塑造未来，这也使得集体记忆成为赋予框架意义的重要工具。
集体记忆与国际关系
集体记忆近年来成为社会分析中最受欢迎的概念之一。在“记忆研究”这一总类下，跨学科领域集中于研究记忆的实践与机制、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关系以及记忆的政治性等。基于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记忆社会体验理论（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memory as a social experience），集体记忆通常被定义为对过去的广泛共享的认知，被视为通过社会互动而产生和再生产的社会建构。因此，集体记忆是理解集体行为及其如何融入共享经验和叙述的核心途径。研究集体记忆的重点并非历史事件本身，而是群体如何理解、挪用和再叙述特定事件以增强集体凝聚力并指导集体行为。由于集体记忆在集体身份的再生产和争夺中至关重要，它不仅是解释当下和塑造未来的政治工具，也是进一步推动政治目标的手段。然而，集体记忆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面临两个重要挑战。首先，国际关系研究通常将集体记忆视为外交政策的修辞工具，用以解释过去如何被用作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的计算。这种视角忽视了集体记忆作为国家身份内在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其次，尽管记忆研究经历了三波浪潮，但国际关系研究仍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记忆实践。即使在有关欧盟跨国历史记忆的研究中，国家利益依然是核心参考点。
为应对上述挑战，本文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视角来分析集体记忆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该视角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记忆是身份的一部分。国家在公开场合展示自身时，特别是通过唤起过去和反映集体记忆时，集体记忆不仅服务于战略政治目的，还体现了深层的社会过程，如身份认同、合法化、包容和观念扩散的过程。二是国家拥有与其身份认同的多种“我们”互动的记忆。国家的集体记忆不仅包括国家内部的历史事件，还包括与其他国家互动而产生的区域、国际甚至全球群体的记忆。
研究发现
自1945年以来，联合国大会每年开幕时都会举行“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United Nations General Debate），这是由国家元首发表演讲组成的仪式性活动。尽管人们倾向于将这一话语场仅视为是理性策略的修辞平台而加以忽视，参与联合国大会辩论却涉及多个层次复杂的身份认同过程，并具有较高的叙事价值。与条约、协议等正式文本的法律语言不同，与新闻发布会和采访等相对非官方特点的文本也有所不同，联合国大会发言为国家如何呈现自身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些发言体现了国家如何动态地选择、提及并交织其与多个集体分享的记忆。通过这一制度性场域，国家需要公开界定和展示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同时平衡其独特的民族身份与区域、国际和全球层面的身份组合。
本文在研究中将发言中涉及过去的且被构建为国内事件的引用归类为国家记忆。区域记忆包括涉及将自身呈现为所在区域一部分的过去事件的引用。国际记忆涵盖了传达国家在外国、文化和资源中扮演积极角色的过去事件以及发言者自己国家的参与事件的引用。全球记忆则包括与全人类相关事件的引用，例如殖民主义、奴隶制、全球性饥饿以至全球性大流行病等。研究发现，每个国家都采用了与其自身传记叙述相契合的特定身份组合。这些身份在动态互动中相互交织，展示了国家在不同身份之间进行转换。
集体记忆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的存在
美国、以色列和德国的在1991年到2017年的总共42篇演讲中，本文研究识别出818处对过去事件的引用，平均每篇演讲约提到20次集体记忆。这表明三个国家的发言都频繁提及过去事件，体现出集体记忆在自我呈现和身份认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性质相符，因为这一平台为各国表达其对世界的观点提供了机会。研究未发现各国在不同年份间使用集体记忆的频率有显著差异，但各国对不同层次记忆的依赖方式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结果表明，过去事件在国家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用以叙述身份、解释政策，并与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对话。
各层次记忆的使用比例
分析表明，三个国家在提及过去事件时，使用的四种记忆层面（国家、区域、国际、全球）分布比例差异显著。主要观察如下。
1. 美国：以国际记忆为主（70.75%），其次是国家记忆（17.92%），对区域记忆几乎没有提及（0.94%）。
2. 以色列：明显以国家记忆为主（55.09%），国际记忆仅占26.85%。
3. 德国：显著依赖国际记忆（65.49%）和全球记忆（22.89%），对国家记忆的引用非常少（3.17%）。
这种差异反映了各国在国际场合中不同的身份策略：德国和美国通过国际记忆强调其全球化角色，而以色列则更多地依赖其独特的国家记忆，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与独立性。
不同国家的身份组合动态
分析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国家在记忆使用上的动态变化明显。以下是各国在特定时期（2001年“911”事件后）的显著趋势：
1. 美国：
美国的演讲中，国家记忆的比例显著上升，而国际记忆的使用有所下降。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1年的演讲中提到：“联合国的创立就是为了反对罪恶。在二战中，我们学会了孤立于邪恶之外是不可能的。”通过将二战这一国际事件转化为国家记忆，美国强化了其作为受害者的角色，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的重要性。
2. 以色列：
在2001年后，以色列显著减少了对国家记忆的引用，转而增加国际记忆的使用。在其演讲中，以色列提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作用及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从而展现出一种更为包容的国际身份。
3. 德国：
德国在2001年后国家记忆的比例略有上升，这与其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立场相关。例如，在2003年的发言中，德国提到：“德国对以色列负有特殊责任，这源于我们的历史。”通过唤起大屠杀记忆，德国强化了其作为和平倡导者的形象。
这些动态变化表明，国家对集体记忆的使用不仅取决于历史事件本身，还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显著影响。国家在不同的历史节点间，会根据国际政治的需要调整其记忆层次的选择和组合，以更好地塑造其身份并实现政策目标。
结论
在多边环境中，国家通过唤起历史事件表达政策目标和议程，是其展现身份、定位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本文中，我们超越了集体记忆的国家层面应用，探讨了国家如何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通过集体记忆进行自我呈现。研究表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自我呈现实践，与其身份构建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国家通过以下方式定位自身：一是多重“我们”身份的平衡：国家不仅通过国家记忆定义自我，还与区域、国际和全球集体建立身份认同关系。这种动态构建展现了国家在国际场合的多重身份定位。二是国家身份的适应性：国家通过记忆选择应对内部和外部挑战，并在国内公众和国际公众之间维持连贯且合法的叙事。美国、以色列和德国在使用集体记忆时展现了不同的模式。美国倾向于国际记忆，展示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身份，同时通过国家记忆加强国内团结；以色列高度依赖国家记忆，突出其历史的独特性和合法性，特别是在与地区冲突相关的背景下；德国则通过国际和全球记忆强调其多边主义承诺，同时在特定场合引入国家记忆以应对历史责任。
这些差异表明，每个国家的记忆层次选择受到其特定的传记性叙述和历史背景的深刻影响。尽管全球化趋势使国际和全球记忆的重要性上升，本文发现国家记忆和国际记忆仍然是国家发言中的核心部分。全球记忆的引用比例并未显著增加，这表明国家在国际场合的身份构建依然受到国家传记性叙述的影响。此外，尽管集体记忆在外交中具有战略作用，但本文认为它并不仅仅是修辞工具，而是国家身份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集体记忆的选择性运用，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重新定义自身，并通过历史叙述引导国际公众对其身份的认知。
本文聚焦于三个国家，并未涵盖所有类型的国家身份组合。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展样本范围，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分析，这些国家在国家主权与民族身份之间可能存在固有的紧张关系。对这些国家的研究将为理解集体记忆在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机制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词汇积累
Collective Memory
集体记忆
United Nations General Debate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Identity Combination
身份组合
译者：张文茜，国政学人编译员，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硕士。
校对 | 潘天祥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顾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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